1941年12月7日,日军偷袭珍珠港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同日,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,形势危急。当时,香港是英国殖民地,不少民国要人,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军政大员、银行家、文化人,如宋庆龄、何香凝、柳亚子、邹韬奋、茅盾、陈寅恪、陈济棠等都寄居于此。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,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,加派航班,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。由于《大公报》社长胡霖(政之)也在香港,该社总编辑王芸生向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要求,得到蒋的同意,将胡列入抢救名单。
12月10日,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,《大公报》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,出人意料的是,不仅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,相反,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、二女儿孔令伟、老妈子、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。次日,《新民报》日刊刊出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所写现场报道,标题是:《伫候天外飞机来——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》,在4条相关新闻中夹杂着两行文字:
△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,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,三次失望。
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呢?主要是为了逃避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,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。
最要紧的一点,就是肃官箴,儆官邪。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,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、老妈与洋狗,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。善于持盈保泰者,本应该敛锋谦退,现竟这样不识大体。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,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。——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之决议,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,那是溺职;新闻管理当局若不准我们发表,更是违背中央励精图治之旨。
文中提到的两个例子,一个指向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,一个指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。自然,送审时检查机关通不过,下令“删扣”,但王芸生无视禁令,将被删部分照发。(《王世杰日记》,1941年12月22日)于是,12月10日重庆机场上的那一幕就广为人知了。
免责声明:以上内容源自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,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