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往今来的官员里,他的知名度最高。山野小民,不知道宋朝有几个皇帝的大有人在,没听说过他名号的人,寥寥无几。他的故事被编成小说、戏剧、评书,电视剧,电影,广为流传。1993年,台湾拍摄的电视剧《包青天》在中港台都掀起收视狂潮。电视剧的开头,胡瓜用他那破锣一样的嗓子吼道:“开封有个包青天,铁面无私辨忠奸。侠义展昭来相助,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”他就是北宋名臣包拯。包拯是一个孝子。29岁那年他参加高考,金榜题名。朝廷派他到江西建昌县做一把手。这个差事蛮不错的,但包拯认为家中父母年岁已高,自己应该跟在身边尽孝道,便奏请朝廷把自己的工作调动一下。这朝廷也挺人性化,满足了他的心愿,把他调到离家更近的安徽和州上班。可父母亲仍然希望儿子在身边照应。包拯想来想去,最后把工作辞了,在家里安心的侍候父母。父母双双辞世后,又过了5年,包拯才离开家乡,到安徽天长县做县长,宣布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场,这时候,他已经是一位39岁的中年人了。
我们知道,中国是一个潜规则无处不在的国家。娱乐圈有,体育界有,学术界有,官场自也不当例外。在宋朝时候的端州(今广东肇庆),这种官场潜规则是通过一种叫端砚的东西折射出来的。端砚是端州的特产,非常名贵。皇帝和国家高级干部都爱收藏几块——就算不会写字儿的人,放在书房里也显得特有文化——跟现在一些企业家喜欢在书房里摆放精装本《梦回宋朝》是一个道理。因此,每年端州都会进贡一些给朝廷。这样也没问题。关键是,地方官们往往都在“贡砚”规定的数量外,加征几十倍的数额。这些多收的端砚去了哪里?十之**被地方官拿去打点朝廷权贵,以换取政治筹码。这样就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。这一切,在包拯来到端州后有了彻底改观。包拯在安徽天长县做了3年县长后被调到端州做一把手。他甫一上任就下令,严格限制端砚的生产数量,绝不允许手下干部私自加码,违者重罚。他也高调表态:自己作为“一把手”,决不要一块端砚。3年后,包拯被调到京城任职,果然“悄悄的离开,不带走一块端砚”(岁满不持一砚归)。
公元1043年,包拯来到首都开封。上一次来到首都,还是15年前参加高考的事情。一般风景,两种心情。彼时他还是一个忐忑不安的考生;如今已俨然一位初露头角的政坛新秀。44岁的包拯,骑马走在京城的青石板路上时,心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?唯一可以确定的是,京城是一个大舞台。事实上,包拯人生中最精彩最华丽的篇章都是在这儿上演的。不管是民间故事还是电视剧,都把重点放在渲染包拯断案、破案的传奇故事上面。包拯确实在法院制度改革里做了不俗的贡献。在宋朝,老百姓到衙门打官司,先得托人写状子,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。如此就给衙门小吏们预留了寻租空间,一些讼师恶棍趁机敲榨勒索,导致老百姓打不起官司,严重妨碍了社会公平。包拯在开封做一把手就打破了这个规矩。他在知府衙门前设置了一只鼓,老百姓要打官司,只要把鼓一敲,知府衙门就大开正门,让百姓直接上堂告状。
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。其实非也。法律维护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。老百姓遇到困惑的时候愿意通过诉讼寻求救济,其实体现了对社会制度纠错能力怀抱信心。假如人为的在诉讼渠道里制造堵塞,会迫使老百姓寻求其他解决办法,比如私刑,或者暴力等等。这些都是社会动荡的源泉。与包拯刑警队长、法院院长的身份相比,他对国家更大的贡献当是政治家身份;准确的说,是“弹劾”家。1058 年,包拯任职右谏议大夫,兼任御史中丞。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。这是个很奇特的官,其既无足轻重,又重要无比;其既无尺寸之柄,但又权力很大,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是听,还是不听。而御史中丞的职责是监察天下官吏,对三公、九卿有弹劾之权。在这两个职位上包拯如鱼得水,做得有声有色。成绩也相当可观:
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,顶住各方面的压力,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;他弹劾宋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“监守自盗”;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,让宋仁宗几乎下不了台;他弹劾宰相宋痒——宋痒文采风流、道德高尚,实无过错,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……而包拯6弹“国丈”张尧佐的事迹,尤为精彩。其时宋仁宗非常宠爱张贵妃,爱屋及乌,一年之中把她平庸无能的伯父连升四级,集组织部长、财政部长等四大要职于一身,这在北宋还是没有先例的事情。包拯第一个站出来进行弹劾,一些谏官也跟上抨击。可张尧佐职位不降反升,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。包拯不屈不挠,连续两次弹劾。宋仁宗心里委屈啊:我一个九五之尊,提拔自己的国丈难道要看你们的眼色?他也来脾气了,一意孤行要把“国丈”提拔为“宣徽使”。包拯跟谏官们非常不满,要求召开廷辩。廷辩,顾名思义,就是在朝廷上和皇帝展开公开辩论。这里啰嗦几句。
在封建时代,皇帝无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而廷辩的存在,标志着皇帝与臣民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是平等的(至少是近于平等)。否则的话,皇帝一个不高兴,叫人把对方辩友统统拖下去砍了,然后宣布自己获胜——廷辩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。话说那日,廷辩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展开,然后慢慢升级,直到最高潮。想想看,一群文质彬彬的文人,以口舌为武器,气势汹汹地“围攻”皇帝,那场面也真够壮观了。包拯说到动情处,站在宋仁宗宗面前滔滔不绝,唾沫星子溅了宋仁宗一脸。宋仁宗气得说不出话来,却又无可奈何。下班回到宿舍,张贵妃探问消息消息,宋仁宗总算找到一个出气孔,冲丫发了一通脾气:“包拯向前说话,直吐我面,汝只管要宣徽使!宣徽使!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!”这样就完了吗?没有。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,包拯继续弹劾。一弹再弹,终于把皇帝弄得不耐烦了,不再动张尧佐的职位了。后来张贵妃仙逝,此事方才不了了之。包拯这种牛脾气让权势阶层吃不消,连宋仁宗都畏惧他三分。有趣的是,包拯经常弹劾他人,自己也曾经成为弹劾的对象。这人是谁,他就是欧阳修。
张方平、宋祁先后担任三司使,但很不幸,都被包拯弹劾下台。三司使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,掌管财政大权,很有油水,多少人梦寐以求啊,无奈保险系数太低,尤其是在包拯紧盯着的情况下。因此位置就空置下来。宋仁宗跟大臣一商量,决定派包拯去做。包拯也没意见。但这个时候欧阳修出来说话了。欧阳修写了一篇《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》的帖子,认为包拯连续将两任三司使弹劾下台,却自己取而代之,会引起其他大臣的非议,以为包拯是为了私利而弹劾三司使。即使包拯光明磊落,也应该主动避嫌。其次,包拯对于朝廷这样的安排心安理得,这说明他学问不深,思考不周。朝廷任用干部,应该选用那些知廉耻、懂礼让的人士。
欧阳修说的当然也很有道理。包拯听了这些话之后,就上奏要求辞去这个职位;朝廷一时没有更好的人选,不予批准。过了好长时间,包拯才去上任。看到这里,或许你会认为欧阳修与包拯有什么罅隙,其实不然。包拯为人不苟言笑、过于严肃,得来了一个民间评价:要看包公笑,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。是以在朝廷中他属于被严重孤立的一派,而欧阳修算是他少有是几个知己之一。说起来,欧阳修还是包拯的伯乐呢。欧阳修当年与包拯一起参加高考,却不幸落第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沦之后,开始了仕途上的阳光大道。当包拯经历了10年宅男生活,重新回到公务员队伍时,欧阳修已经做到负责官员选拔、差遣和考察的组织部部长,很有实权。同时,欧阳修的文名蜚声海内,是文坛里的当红辣子鸡。欧阳修提议朝廷重用包括包拯、王安石在内的四个青年干部。包拯也因此逐步走向中央权力中心。俗话说,惺惺惜惺惺。欧阳修对于包拯的评价也是最精准的:“少有孝行,闻于乡里;晚有直节,著在朝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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