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维字伯约,雍州天水郡翼县(今甘肃甘谷东南)人。小时候读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,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做《收姜维》。现在京剧舞台上还在演。不过姜维投奔蜀国的经历,并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。
公元228年春,诸葛亮派镇东将军赵云、扬武将军邓芝占据箕谷(今陕西宝鸡南),作出要从褒斜道出兵,进攻郿的姿态,以牵制魏军主力。魏明帝曹睿派大都督曹真统帅关右诸军,在郿重兵设防。诸葛亮趁机亲率主力,猛攻祁山。蜀军势大,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随即叛魏附蜀。当时姜维在天水郡任中郎将,正跟太守马遵一起,陪同雍州刺史郭淮视察各地。听说三郡叛魏,郭淮迅速东归上邽部署防御。马遵怀疑姜维等人有异心,也连夜赶到上邽。跟姜维在一起的,还有功曹梁绪、主薄尹赏、主记梁虔等人。他们发现两个领导全部溜号,赶紧追随,可惜晚了一步:赶到上邽时城门紧闭,郭淮、马遵怎么说也不肯放他们进城;姜维等人无奈返回冀县,结果吃的还是闭门羹。他们走投无路,这才投奔诸葛亮。
诸葛亮得到姜维,如获至宝。他给参军蒋琬写信,语气颇为兴奋:“姜伯约忠勤时事,思虑精密,考其所有,永南(李邵)、季常(马良)诸人不如也。其人,凉州上士也。”信中还说:“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。姜伯约甚敏于军事,既有胆义,深解兵意。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,毕教军事,当遣诣宫,觐见主上”。
那一年姜维二十七岁。诸葛亮加封他为奉义将军、当阳亭侯。在诸葛亮的大力栽培下,没过多久,他就升到了中监军、征西大将军的位置。
全军从五丈原退回成都后,杨仪野心膨胀,诽谤朝政,被下狱问罪,最终自杀。诸葛亮将政事托付给蒋琬、费祎、董允,军事则由姜维负责。蒋、费、董三人虽然和诸葛亮一起,被蜀人目为“四英”,但毕竟不能直接跟诸葛亮比肩,所以他们虽然实际行使丞相职权,官职却都是尚书令、大将军、大司马。起初姜维任右监军、辅汉将军,统率诸军,进封平襄侯,后来随着蒋琬、董允的去世,姜维资历逐渐攀升,与费祎同录尚书事。费祎死后,他基本成为蜀国的第一大臣。
诸葛亮主持蜀国国政十多年里,有七年处于战争状态:一次南征,六次北伐,其中有一次他未直接参战,只派魏延等进兵羌中。而姜维呢,先后九次北伐。九次北伐胜多负少,姜维的才能可知。但问题在于,姜维即便胜利,也是只开花不结果,得势不得分。如果上升到战略高度,可能都要算作失败。因为北伐的根本目的都没有达到。
成都武侯祠内有座蜀文化博物馆。我在里面看到过三国形势图。这个图不新鲜,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表述更加详尽细致;但是有组数据引起了我的兴趣,那就是魏蜀吴三国的人口数量对比。具体如下:
蜀汉940000人
曹魏4432881人
东吴2300000人
这组数据当然有其来源。关于蜀国的户口,史籍中有前期和后期两个数字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记载:章武元年(公元221年)“户二十万,男女口九十万”;景耀六年(公元263年)蜀国灭亡时的人口,王隐在《蜀记》中记载“户二十八万,男女口九十四万,带甲将士十万二千,吏四万人”。
西晋时皇甫谧在《帝王世纪》中记载,景元四年(公元263年),魏国人口“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,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”。杜佑在《通典·食货·历代盛衰户口》记载与此略同,仅人口数为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。由此推断,当年魏国应有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、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。
吴国的户口,难以考查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说,孙权赤乌五年(公元242年),吴国“户五十二万三千,男女口二百四十万”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皓传》注引《晋阳秋》则记载,吴国灭亡时有“户五十二万三千,吏三万二千,兵二十三万,男女口二百三十万”。这两组数据大致相同,看来吴国自从赤乌五年之后,再没有统计过户口,或者数据遗失,因此王浚灭吴后,只能按照三十八年前的旧口径上报。
无论如何,这组数据大体能反映出当时三国的人口分布。蜀汉的人口数量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,不及东吴的一半。当时还是人多力量大的时代,人口几乎就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战斗力,蜀国实力之弱,可见一斑。
兵熊熊一个,将熊熊一窝。只要有好的统帅,羊羔也能训练成狮子,但问题在于蜀国没有这样的统帅:绝对才能不低,相对才能不高。
诸葛亮比司马懿强不了多少,姜维比起邓艾、钟会,也不占绝对优势。对此当时主政的费祎,认识更加清醒。“姜维每欲兴军大举,费祎常裁制不从,与其兵不过万人。”他这样告诫姜维:“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;丞相犹不能定中夏,况吾等乎!且不如保国治民,敬守社稷,如其功业,以俟能者,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。若不如志,悔之无及。”
吴蜀实力弱,老虎吃天的唯一办法是两家联合。这一点诸葛亮认识清醒,将之定为基本国策,甚至早早地与吴国定下了瓜分魏国的计划。如果单纯搞结果论,这一点未免滑稽,但发生在诸葛亮身上,又让我们不忍耻笑。他到底是诸葛亮,贤相之名庶几可当。尽管后来两国一直保持着联盟关系,但无法真正协调立场,作为部署军事斗争的基础。两国协同攻魏,行动从来就没有成功过。几十年过去,姜维应当能看得清楚;对于彼此的实力对比,他怎么就没有个清晰的认识呢?魏国灭蜀之前,判断倒是非常准确:“自定寿春以来,息役六年,治兵缮甲,以拟二虏。今吴地广大而下湿,攻之用功差难,不如先定巴蜀……计蜀战士九万,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,然则余众不过五万。今绊姜维于沓中,使不得东顾。直指骆谷,出其空虚之地,以袭汉中,以刘禅之暗,而边城外破,士女内震,其亡可知也。”蜀军总兵力十万两千,司马昭的判断是九万,可谓精确。如果考虑到那个命令有战前动员的意思,不宜夸大敌军实力,则更加精确。
具有讽刺意义的是,被歇后语讥为非大将之才的廖化,认识都比姜维清醒:“‘兵不戢,必自焚’,伯约之谓也。智不出敌,而力少于寇,用之无厌,何以能立?”他苦劝姜维,“连年征伐,军民不宁,兼魏有邓艾,足智多谋,非等闲之辈”,不要“强欲行难为之事”。
兵犹火也,不戢自焚。战争是柄双刃剑,搞不好伤不到别人,却砍了自己。廖化指出了当时蜀军的命门所在:智不出敌,力少于寇。智谋不比敌人强,兵力明显比人家弱。这样的状况,有个比较好听的说法,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。可问题在于,谁有那样的权力,把战争强加于蜀国百姓头上?上面关于蜀国前后期的人口数据,来源不同,直接对比未必合适,但有一点还是要引起注意:《晋书·地理志》说,公元221年蜀有二十万户、九十万人,《蜀记》则记载,到公元263年,这两组数据分别为二十八万和九十四万。假定这两组数据可靠,那么在四十二年里,蜀国户数增加了四成,但人口的增长仅有百分之四强,两者之间相差悬殊。这是怎么回事?我们无法不联想起蜀军的连年征战。
这些意见姜维当然都没有听。
姜维最大的悲剧在于,他还是个饱学之士,正人君子,一心为公。名臣郤正这样评价他:“姜伯约据上将之重,处群臣之右,宅舍弊薄,资财无余,侧室无妾媵之亵,后庭无声乐之娱,衣服取供,舆马取备,饮食节制,不奢不约,官给费用,随手消尽;察其所以然者,非以激贪厉浊,抑情自割也,直谓如是为足,不在多求……如姜维之乐学不倦,清素节约,自一时之仪表也。”如果是个小人佞臣坏蛋,我们大可扔下书卷,骂两句解恨,但对于姜维,又实在不忍加之恶言。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南宋奸相贾似道:“阃才有余、相才不足”。当时南宋称安抚使、制置使为阃帅,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,只不过兼管部分民政。读到这个评论,我经常会想起姜维。尽管他从来不曾居于相位,但自公元253年费祎醉酒、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之后,姜维在群臣中对蜀国的影响最大,几乎将整个蜀国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,不是丞相也差不多。
将忠良姜维与奸臣贾似道并举,感情上过不去,但结果确实很像。我们当然不能将蜀国的快速灭亡归咎于姜维。当时黄皓乱政,后主昏庸,都是亡国之因。可尽管如此,还是得指出姜维在防卫部署上的重大失误。这个部署就是所谓的“敛兵聚谷”。
这个办法貌似积极,其实弊大利小,等于是放弃险要,自拆樊篱,很快就显出恶果。后来钟会攻汉中,几乎就是探囊取物。
以往人们责难姜维,主要着眼于他后来的假投降。这个观点未免迂腐。姜维最大的失误主要集中在两点:战略而言,不该频繁用兵,九伐中原;战术而言,不该“敛兵聚谷”,放弃险要。这跟直接抛弃汉中差不了多少。
南宋郭允蹈在《蜀鉴》中,甚至直接以后面这个原因,指责姜维误国亡蜀:
“蜀之门户,汉中而已。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,撤汉中之备,而为行险侥幸之计,则根本先拔矣。异时钟会长驱直入,曾无一人之守,而敌已欣然得志。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,而蜀已不支,不待智者而能见。呜呼,姜维之亡蜀也。”
郭允韬认为,即便没有邓艾奇兵出江油,蜀国已经不支,原因都在于姜维的部署失误。这个看法当然未免偏激。蜀国之亡不在姜维,甚至也不在黄皓与刘禅,只在自身实力不济。当然如果换个角度,黄皓与刘禅也可以归入蜀国的实力,只不过是负值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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