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,不客气地揭老底说“绐载行市”(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,只不过是在《吴王刘濞列传》)。绐,就是诳骗。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。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(中尉)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,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,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。晁错之死,没有经过审判,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。
这实在可以说是“草菅人命”,而这个被“草菅”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。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中的大臣,官居御史大夫。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?用现在的话说,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。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。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还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,只有两种可能。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,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。现在看来,晁错的死,两种情况都存在。
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“削藩”。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。而且,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,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。什么是“削藩”呢?简单地说,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。所谓“藩国”,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。这些王国的国王,不是皇帝的兄弟,就是皇帝的子侄,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。削藩,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,侵犯他们的利益,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?所以,削藩令一下,最强大的两个王国──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。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、胶西王刘卬、济南王刘辟光、淄川王刘贤、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,组成七国联军,浩浩荡荡杀向京师,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七国之乱”,也叫“吴楚之乱”。
七国兴乱,朝野震惊,舆论哗然。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,一面商量对策。这时,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。袁盎说,吴楚两国,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。他们财大气粗不假,人多势众也不假,但他们高价收买的,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,哪成得了气候?之所以贸然造反,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。因此,只要杀了晁错,退还削去的领地,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。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,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。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,听了袁盎的建议,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。
事实证明,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。晁错被杀以后,七国并未退兵。袁盎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:挑拨离间,公报私仇,谗言误国,冤杀功臣。其实,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,也是冤枉的。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,只不过是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;他向景帝提出的,也只不过是一项“个人建议”。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。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,包括丞相陶青、中尉陈嘉、廷尉张欧。当时的制度,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“三公九卿”。也就是说,打报告的分别是一个政府总理,一个公安部长,一个司法部长,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,分量很重。这说明他在朝中平时就“不得人心”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和晁错搞不来呢?性格是重要原因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都说晁错为人“峭直刻深”。峭,就是严厉;直,就是刚直;刻,就是苛刻;深,就是心狠。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。不难想象,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,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。
晁错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,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。成熟的政治家起码看三步:首先,他事前一定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,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。其次,事情发生以后,他一定得临危不惧,不能自乱阵脚。第三,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,包括种种不测,他要有足够的智慧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。用苏东坡的话说,就是“前知其当然,事至不惧,而徐为之图”。而且对欲行之事、所行之事“能不能为,可不可为,何时为”,都有准确判断。晁错是不折不扣的忠臣,削藩的目的绝对是力保刘姓江山,还为此气得老爹服药自尽。但正是因为他的性格缺点和政治不成熟,只管吵吵着削藩,一旦要削了,开削了,削出事了,他自己先蒙了,最终落得死在自己的政治之见上。综上,晁错死得很窝囊。“请诛晁错,以清君侧”只是吴楚起兵的借口,“亡臣子礼,大逆无道”也非晁错被杀的原因。真正原因还是削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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